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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一民说:“总参谋长说的对,理论上这两支部队是扛不住中央军和晋绥军的。我不打算让他们强行阻击,那样部队损失太大。我的计划是在河防码头和潼关及小秦岭山区关隘处密布地雷、炸药,阻敌前进,小部队节节抗击,然后在主阵地杀伤敌人,等敌人大举进攻时就主动撤离,然后阻击部队在大路上继续布雷,在两翼袭击骚扰,目的就一个,迟滞敌人进攻速度,为主力赶回赢得时间。另外我想提前派一支精干部队偷渡黄河,隐蔽进入山西腹地,打击重点军事目标,让阎锡山感觉红军就在他的心脏部位活动。这样的话,我估计阎锡山一听说马家军被歼,腹地不稳,而我主力正在向他包抄,就可能撤军。如果他不撤军,那更好,等我主力赶到,他想回都回不去。等阎锡山撤军后,中央军还有多大战斗意志就很难说了,最理想的就是他们乖乖地退回去。如果胆敢继续向西安攻击,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各位长都在西安,万不能让他们惊动长们。”
朱老总说:“密布地雷阵当然好,可惜我们没有地雷,你从哪里弄这些东西啊?”
刘一民笑笑:“总司令,地雷不一定都是铁的么,瓦罐、水缸、石头都可以造地雷的。上次清溪镇战斗我们已经使用了,效果很好的,你不用担心。你想想,脚下是地雷和炸药包,身边是敌人的军官不停地倒下,中央军还能走的快么?他不溃散就不错了。”
问:“刘一民同志,你为什么不设想以一个独立师牵制马家军,两个独立师阻击阎锡山,集中主力迎击中央军呢?那样可以一战定胜负啊?”
刘一民回答说:“主席,这个想法就是我刚开始地想法,放弃这个想法的原因有几点:一是这场仗本身就不应该打,是蒋介石强加给我们的。现在日寇在华北不停地挑起事端,而我们还在这里自相残杀,稍微有点良心的中国人都不愿意看到这场战争。因此,从我主观上讲,我不想让中央军和晋绥军在这场战斗中元气大伤()。因为,如果日军全面侵华地话,先图谋地必然就是华北,也会利用他们的海空优势向华东进攻,宋哲元的29军、阎锡山的晋绥军和中央军都是日军的主攻方向,如果在这次内战中极大地削弱了中央军和晋绥军,只能让日军初期地胜利来的更快,与全国抗战大局不利。因此,还请中央考虑,多联系其他地方势力和民主党派,对蒋介石施压,尽量不打这次战役。即使打开了,也要对蒋施压,让他尽早收手,控制战役规模,抓紧宝贵时间,做抗日准备。
”
停顿一下,刘一民接着说到:“这第二个原因,就是潼关方向地中央军主力兵力太过庞大,一口吞不下去,必须通过迟滞、阻击把肥马拖瘦,消磨其锐气。必要时还需要实施连续伏击,一口一口啃。如果一上来就和中央军对上,很可能陷入胶着状态,那样,敌人的空中优势、重炮优势就可以挥出来,我军就会处于挨打、挨炸状态,即令是最后打退敌人,也很可能是一个两败俱伤的结局。特别是现在蒋介石吃了几次亏,也会改变战法,一旦中央军不孤军冒进,而是采取集团攻击、稳扎稳打的办法,这里又不是湖南、贵州、四川那样的地形,没有很好的伏击阵地,适于敌大兵团作战。这种情况下,我军会非常困难,除了后退另寻战机外,就没有别地办法了。而一旦我主力与中央军成胶着状态,阎锡山就会倾其全部兵力来攻西安,夹击我主力。陕甘边界的马家军也很有可能突破我防线,杀入渭河平原。八百里秦川可是骑兵作战地好战场,到时候,我军人困马乏,天上有敌机,地上是敌重兵集团挤压,还有大批的骑兵呼啸着冲锋兜杀。那战局就很难说了,可能七军团地处境比当时湘江之战时的处境还要凶险。”
、周恩来、朱德、刘伯承都是连连点头。刘一民又说:“这第三个原因,是中央军、晋绥军地纪律比马家军相对好一点,宁可放中央军和晋绥军入陕,断不能放马家军入陕,特别是青马部队,绝对不能让他们进入我们的根据地,务必在根据地外将其歼灭。再说,这平原作战,骑兵的威胁太大,消灭了马家军,我军后方就稳固了,即令是前线战局逆转,我军后退也没有了后顾之忧。因此,才计划先打马家军。”
、周恩来、朱德、刘伯承又询问了一些细节问题,对马家军、晋绥军、中央军可能出动兵力进行了估算,几个人的意见最后形成一致,命令刘一民按战役设想组织,务必挫败蒋介石对陕西的多路围剿()。
接下来几天。中央迅速出台了土地改革政策。以陕西省抗日民主政府地名义下执行。
中央纵队地干部们全体动员。加上从原川陕根据地调过来地干部。迅速组建起了各县抗日民主政府。在红七军团和陕北红军地配合下。组成了一支支土改工作队。开始开展轰轰烈烈地土改运动。
红军占领陕西了。原陕西省委地地下党员们再也不用隐蔽身
中央将他们全部动员起来。参加各级抗日民主政府动群众进行土改。
刘一民看了中央下地陕西土地改革政策。见基本精神是土地所有权再分配。去掉了许多过左地东西。除了界定恶霸、地主以外。没有再界定富农、中农。中心就是人人有地种、人人有饭吃。就是地主。也规定了只要捐出自己种不了地土地。就不得再按地主对待。看过后就放心了。反正无论穿越前还是穿越后。他对农民、农业、农村都不熟悉。仅有地知识也都是理论上地。相反。和他地战友们对农民问题研究甚为透彻。只要不搞极左。土改自然就会避免许多失误和悲剧。
兵工厂现在全力以赴赶制炸药包。刘一民又命令炮兵团扩大轰天雷部队。将其扩充为三个营。积极训练。随时准备用于防御战。
工兵团的土造地雷也造了许多,为了降低运输困难,刘一民让工兵团派人到潼关和黄河边,指导独二师、独三师工兵就地取材,制造黑火药,利用砖瓦窑,烧制陶罐,这样,土地雷的产量就上来了。
看看万事具备,就等国民党的谈判代表到来了,刘一民想着唐星樱参加土改工作队走了几天了,想去看看这丫头,就带上李小帅、黄文虎、耿强三个警卫员,往唐星樱蹲点地长安县王曲镇赶去。
这个时候已经是正月底了,春天地脚步已是实实在在地走上了渭河平原,春草已经泛绿,桃花、杏花都已长出了花蕾,含苞待放()。骑马走在原野上,刘一民心情格外愉快,不禁想起了托尔斯泰在《战争与和平》中关于春天森林的精彩描写,就想着要是没有这该死的战争,带着美丽的女孩去春天的森林里徜徉,该多么惬意。
唐星樱所在地村子是长安县王曲镇的皇寺村。
由于是七军团后勤司令部副政委,所以,唐星樱担任了工作队地队长。这个工作队共有四个人,一个是从川北抽来的干部叫宋光武,一个是陕北红军抽来的老红军叫阎耀彩,一个是西安的地下党员叫武胜志,还有刘一民派来保护唐星樱安全的一个班的警卫战士。
年轻地工作队长唐星樱原来根本就没有接触过农村工作,两眼一抹黑,虽然他们来之前接受了一天时间的短期培训,但毕竟是隔行如隔山,唐星樱着急得天天都想哭。
好在几个队员都还算是有一定地工作经验,来了几天,基本把情况摸清楚了。
在30年代,这黄寺村已经算很大了,口人,村里的地基本上都集中在几户地主手里。
按照土改精神,唐星樱带着工作队员几次上门做工作,希望这几户地主主动把土地让出来,分给无地农民,但是结果可想而知,没有一户主动交出土地。
宋光武和阎耀彩地意见,是先把这几户地主抓起来,直接把地分给无地的贫雇农。
唐星樱感觉那样也不完全符合中央精神,中央文件并没有让大规模地批斗地主,而是强调鼓励和动员地主捐出土地,只有在他们不愿意捐出土地的情况下才能硬性分配土地。宋光武和阎耀彩觉得唐星樱太保守,几次给她提意见。
村里的那些无地的贫雇农见一个女红军领着十来个红军进村,很好奇,一听说是来进行土地改革的,开始积极性很高,后来慢慢就没有动静了()。
刘一民来的时候,唐星樱正在作难不下。一见刘一民,背过人就扑到怀里哭,让他带自己回部队,这工作队长的活干不了。
刘一民一看,唐星樱住的是青砖碧瓦的房子,床铺干净整洁,看过《暴风骤雨》的刘一民马上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。劝住了哭泣的唐星樱,又把几个工作队员叫过来了解了情况,就对唐星婴进行了开导。先是住的地方不对,不应该住到地主家里,应该住到无地的贫雇农家里。其次是没有意识到这土地改革是一场革命,不但是分配土地所有权,还要让参加土改的所有农民,包括地主思想上都要生一场革命。我们提尽量动员地主捐出土地,是为了避免走左的极端,伤害一些思想比较进步、愿意捐出土地的地主。对那些顽固不化的地主,要动群众进行斗争。土地革命是我们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基础,没有斗争哪来的政权?三是要真心实意地做贫苦农民的领头人,替他们着想,把他们当亲人,动他们,依靠他们。不然的话,就是从左的极端走向了右的极端。
听了刘一民的话,唐星樱才知道自己确实是保守了。不过,她小声对刘一民说,她怕住到贫苦农民家里条件不好,个人卫生不好办。
刘一民说,假如你在战场上负伤了,很可能这些贫苦农民会冒险救你,地主也可能会救,不过那得是开明的、进步的地主。你想想如果他们是你地救命恩人,你还会嫌弃他们脏么?还会嫌他们的饭不好吃么?那些老红军为啥就没有你这种想法?因为他们来自于贫苦人,打仗为的也是贫苦人,所以就没有你这样娇气。
想想这也不能全怪唐星樱,自己当初决定让她下来,只想着让她接受锻炼,没有考虑到她只是一个参
月的新战士。虽然由于立功职务提上去了,但农村际等于零。再说,她原来在家生活条件好,参军后自己地部队又一路打胜仗,她没有受过真正地大苦大... -->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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